8月26日凌晨，陕西延安境内发生的卧铺客车追尾事故，导致36人死亡，惊震全国。国务院安委会随即成立调查组，要求对事故“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”，并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，要求各地“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”。

    事故相关的地方政府，更在一周内基本完成善后处理工作，包括遇难者DNA认证，制定赔付方案，确定赔偿标准，筹集赔偿资金等，反映各级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大为提升，工作效率不谓不高。

    虽然紧接着出现了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的“微笑门”及“手表门”，多少淡化了舆论对延安客车事故本身的关注，但“有关方面”对这一特大事故还是“紧抓不放”。陕西省很快宣布“一周后强制取缔夜间‘红眼客车’”，内蒙古自治区也同时做出规定，“严禁长途客车在区内夜间行驶”，说明政府对交通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。总结此次事故教训，板子似乎很难打在政府的屁股上。

    其实早在去年“722”京珠高速事故后，交通部就发布了“夜休令”，要求凌晨2点到5点强制卧铺客车司机停车休息；同年12月31日，工信部和公安部又联合通知，今年3月1日起暂停卧铺客车生产、销售。

    然而，这些“禁令”并未取得多大成效，据媒体报道，今年已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18起，同比增加4起，其中8月下旬以来连续发生3起；仅仅双层卧铺客车就已发生车祸3起，致94人丧生。

    恶性事故与“禁止令”齐飞，说明交通安全问题不能“一禁了之”，依靠发布“禁令”，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    卧铺客车屡禁不止，说明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对它的需求。据统计，目前全国运行的卧铺客车有3.7万辆，客位近100万个，客运线路5000余条，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县城乡镇。每年承担了2亿人次的出行。调查表明，乘坐卧铺客的60%是农民、农民工及个体从业者等中低收入群体。

    谁都知道卧铺客车不是一种好的出行工具，即使对安全问题避而不谈，单是环境及治安都是不小的问题。记得十多年前，一次我从湖北恩施采访返京，因山区天气原因，飞机不能起飞，不得已选择了卧铺客车。车里十分拥挤，男女混躺，烟味、屁味，混为一体，空气污浊，苦不堪言。

    对低收入群体而言，外出打工和长途贩运的交通问题，既要方便，又要便宜，对舒适性并不苛求，甚至安全性也显得不那么重要。目前铁路不是很普及，不是随便哪里出行都能有火车可坐，而且常常是一票难求。卧铺客车既具有“门对门”服务的特点，票价也相对便宜，而且大多是“夕发朝至，不耽误做生意，自然是低收入群体外出的不二选择。看看每年春运，就知道卧铺客车对这个群体是多么重要。

    对卧铺客车简单地“一禁了之”，就等于断了这些低收入群体的生路，这如同强制关闭“打工子弟学校”一样，必然使打工子弟无学可上。谁不知道“打工子弟学校”条件很差？但是再差也聊甚于无。

    还有“夜间停运3小时”的规定也很不靠谱，影响承运车辆的收入，乘客也难以忍受。既耽误了出行时间，可能还会误掉一桩生意，而且半夜停车3小时，让乘客在哪里休息？想一想我们坐飞机延误3小时的烦恼，就不难体会卧铺乘客停运3小时给这些人带来什么样的的痛苦。

有人说，“卧铺客车是中国特色”，当前阶段，卧铺客车还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交通工具，无论从解决邓小平提出的“共同富裕”出发，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，政府都应当把解决低收入群体“出行难”提上重要议事日程。大禹治水的经验是“堵不如疏”，在找不出更好的客运办法前，卧铺客车不能简单地“一禁了之”，而是要从管理入手，保证卧铺客车的安全运行。

    以我所见，公安部门提出的“省际交通安全服务站实施24小时勤务；严查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及超载、超速；强化长途客运班线监管，严防驾驶人疲劳驾驶；向大型客货运输企业和危险品运输企业派驻民警，在每个市、县的支、大队建立安全信息发布平台，通过110、122报警平台和公安微博，举报重点车辆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；对超速情节严重的吊销驾证；处罚后通报企业解除聘用”等等，都是很不错的措施，关键在落实，只要这些措施件件执行到位，就可以保证卧铺客车的安全运行，无权无须“一禁了之”。 当然接驳运输是一种更能保障安全的方式，国外实行的较为普遍，我们应当积极予以推广。

    如果能把保证卧铺客车安全运行当做一件扶贫工程，各级政府肯下大力气，也舍得一点投入，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。也许这种投入比简单的一纸禁令执行起来反而更省力气，成本更小。

    在这里我们想套用一位政治领袖的话：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。在交通安全上，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司机”。查一查过去所有重大交通事故，没有一起不是与司机的过错有关。只要司机能自觉遵守交通安全的各项法律规定，特别是超载、超速，疲劳与酒后驾驶，很大程度上就可防止以致杜绝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。

    在欧洲坐过大巴的人都知道，欧洲大巴司机每天开车前，都要把一张“卡”放进车里，记录他一天的行程。每开两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，一天开车不能超过8小时。有时晚上活动晚了，司机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超时，不接送你们了，请你们自行解决交通吧”。

    记得1977年，刚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我到铜川运输公司采访，报道他们的运输成就，用了“多拉快跑”这个词，为我开车的司机立即纠正我：“不能笼统的说‘多来快跑’，应当是‘多拉不超载，快跑不违章’”。不信今天的司机能赶不上30多年前司机的觉悟水平？

    欧洲大巴司机和中国30年前的司机，都是今天司机的好榜样。只要司机的安全意识竖立起来，我们的所有车子安全就都有了保障，包括卧铺客车。所以在这里还要说一遍：交通安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司机。